经济学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托马斯·索维尔¶
第一部分：价格与市场¶
价格不仅是转移货币的方式。价格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种能够影响人们使用资源和生产产品行为的经济激励。价格不仅指导着消费者，也指导着生产者。毕竟，生产者不可能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不同消费者想要什么。比如，汽车制造商所能掌握的，是他们制造的某种汽车能卖个好价钱，不仅能够收回生产成本，还能留下利润空间，但是他们制造的另一种汽车可能会不好卖。为了处理掉这些滞销的汽车，卖家必须削减价格，直到经销商能够处理掉库存为止，即使这意味着要蒙受一些损失，否则他们就会因卖不出去这些汽车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知识是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价格体系迫使那些最了解自己境遇的人，根据他们拥有的知识来购买商品和资源，而不是根据他们对价格委员会、立法机关或王公大臣的影响力来为商品和资源定价。不管知识分子多么重视语言表达，只要需要人们“付诸行动”，语言表达就不再是一个传递准确信息的有效方式。他们需要拿出最准确的信息，而不是听上去最合理的话。
第二部分：工业与商业¶
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垄断定价意味着垄断产品的消费者将稀缺资源用于这种产品，放弃了其他价值更大的用途。正是这种无效率，使垄断下的经济创造的财富少于自由竞争时本该创造的财富。人们有时说垄断者“限产”，但这并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限产的垄断者的目的。垄断者希望消费者在高昂的价格下购买更多的产品，但消费者的购买量要少于自由竞争条件下低价格时的购买量。正是垄断者的高价格使消费者减少了购买量，并因此导致垄断者限制产量。但是为了说服消费者购买更多产品，垄断者可能会斥巨资做广告。
各行各业实施管制的最初理由是防止价格过度上涨，但是多年后，管制却变为监管限制，为了让现有的企业生存下去而防止价格下降。政治改革倡导者常常信奉于似是而非的理论，然而即使这些理论依据确实可信且能被正确实施，实际的结果也可能与最初的目标南辕北辙。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人们都会犯错。但是，在竞争经济中出现重大错误时，犯错误的人会因错误带来的损失被清理出市场。然而，在政治上，即使最初存在的理由消失之后，监管机构往往也能继续保留下来，而他们之后的所作所为，也远远超过该机构设立或获得权力时的设想。
即使是没有相似功能的产品也可能在经济上成为替代品。如果高尔夫球场的收费翻倍，许多业余的高尔夫球手可能就会减少他们打高尔夫球的次数或完全放弃，并且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会把原本用来打高尔夫球的钱花在新的娱乐方式上，增加旅行或海上航行的次数，或培养一些其他爱好，比如摄影或滑雪。这些活动与打高尔夫球在功能上相差很大，但这并不重要。在经济上，A 的价格上升使人们购买更多的 B，那么 A 和 B 就是替代品，不论它们看起来或操作起来是否相似。但是，法律和政府政策却很少这样看待问题，尤其是在界定企业“控制”的市场有多大的时候。
缓冲式资本主义（cushioned capitalism）造成的后果类似于计划经济。后来印度经济对国内外竞争开放也就引发了令人震惊的变化。当塔塔钢铁公司（Tata Steel）的董事获悉，运费上升使公司面临每年 2,600 万美元的亏损时,他们“焦虑不已”。过去，他们只需相应地提高钢铁价格即可，如今面临其他钢铁生产商的竞争，内陆运费不能直接通过涨价传递给消费者承担，因为这样会把顾客拱手让给全球范围的竞争者而造成更大的损失。塔塔钢铁公司别无选择，要么倒闭退出，要么改变经营方式。
不论在什么时代，如果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方法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稀缺就意味着资源必须从一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
让政府来援助那些受经济变化负面影响的特定行业、地区或人口，往往是一种很大的政治诱惑。但是要这样做，只能将资源从更先进的经济部门，转移到产品生产或技术方法效率较低的地方，换句话说，只能阻碍经济对稀缺资源进行最有价值的配置，而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稀缺资源是否流向最有价值的用途。此外，由于经济变化永无止境，如果政府屈从于干预特定行业、地区、人口的政治诱惑，那么阻碍资源流向最有价值用途的政策就会持续下去，从而牺牲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
第三部分：劳动与报酬¶
与其追踪个人收入，不如观察同一时间段内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比较数据，从中我们更容易发现完全不同的趋势。比如，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即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国民收入中流向底层的 20% 的百分比在过去几年中不断下降，流向顶端的 20% 的百分比却在不断上升，并且流向收入最高的 1% 的资金增长尤其迅速。于是人们经常抱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种观点也为媒体提供了很多戏剧性且令人震惊的新故事，受到报纸广泛报道，电视也用它们来吸引观众，同时还给一些人带来了意识形态的满足，给另一些人提供了政治上的用途。然而，这是真的吗？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发现，1975 年收入最低的 20% 的美国劳动人口，有大约 95% 到 1991 年已经脱离这一层级，并且有 29% 成为收入最高的 20% 的人；相比之下只有 5% 的人仍然在收入最低的 20% 中。1975 年到 1991 年，收入绝对量增长最多的是 1975 年调查初期收入最低的 20% 的人，收入绝对量增长最少的是当时收入最高的 20% 的人。
不同的个人（或国家）之所以会处于不同的经济水平上，看似最明显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在不同的经济水平上进行生产。随着经济增长愈发依赖技术，经济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将越来越低，对拥有更高技能的人的需求却越来越高，这部分人也会得到更高的报酬。在这些条件下，顶端收入阶层和较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本不足为奇。
实施歧视的人要付出歧视成本，这是理解这类行为的关键。花别人钱的雇主——比如政府机构或非营利组织，歧视成本的影响更小。因此相较在竞争性私营市场中经营的企业，政府施加的歧视要更大，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了解歧视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能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 20 世纪 20 年代黑人能够在百老汇成功演出，当时他们不被允许参加美国海军，而且也不被允许担任政府文职工作。雇用黑人演艺者能够吸引大量观众，百老汇的制片人自然不想失去赚大钱的机会，但是政府的歧视成本由纳税人承担，而不管政府是否意识到歧视要付出代价。
相较富裕国家，贫穷国家的资本更稀少，也因此更昂贵；劳动力更丰富，也更便宜。贫穷的国家往往会节约更昂贵的要素，正如富裕国家会节约劳动力这类对他们而言更昂贵、更稀缺的要素一样。富裕国家的资本更丰富且更便宜，而劳动力则是更稀缺且更昂贵的要素
法律规定低于既定数额的工资是违法的，但这并不能确保工人的生产率就值这些钱，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些工人也许就无法得到雇用了。然而，人们几乎总是从政治上讨论最低工资法让工人从工资中获得了好处。不幸的是，不管法律怎样，实际的最低工资总是零，许多工人在国家制定或上调最低工资时得到的工资也是零。因为当这些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他们要么失业，要么找不到工作。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大批的非熟练工人降低了劳动成本。但是，南非领导人发誓绝不会让他们的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的血汗工厂，因此政府会满足拥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工会的要求，实行新的保护措施，增加福利。
这些“保护和福利”包括将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超过许多南非工人生产能力的水平。最终的结果是，这家在南非生产了 20 年铝制车轮的公司为了扩大生产，去了波兰，在那里雇用了更多的工人来扩大规模，获得利润，而不是继续留在南非，因为该公司在南非只能收支恰好相抵，甚至会遭受损失。这些在南非充满期待却又沮丧的非洲求职者所遭遇的不幸，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果他们得到雇用，他们的产出就会给极贫穷地区的消费大众带来更多的经济福利，很多在富裕地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这些地区都是稀缺的
促进经济平等与缓解贫困并不相同，甚至往往相互冲突。 ——彼得·鲍尔（Peter Bauer）
市场竞争带来的工作条件改善和政府强制改善工作环境不同，市场带来的改善来自于工人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因为有更多的雇主为得到具有更多工作经验和更高生产率的工人而展开竞争，而政府管制无谓地提高用工成本——不论这些成本是否超过劳动生产率，只会减少工人现有的选择空间。
如果投资回报率高于弥补风险和投入的必要收益水平，几乎可以肯定，其他人会被吸引过来，投资现有公司或干脆设立自己的新公司，以求分一杯羹。如此一来，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现有公司的规模扩大或新公司数量增多，投资与生产扩张，市场竞争会不断加剧，从而削平超额回报率。只有在限制新竞争的领域，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率才有可能持续。
把剥削视为原因对贫困问题没有丝毫帮助，只会让解决方案变得更困难、更不确定，也更耗时。同时这样的解决方案还会要求，除了和愿意施以援手的人合作，同处贫困的人也要相互合作，但是没有他人的帮助，他们并不能解决问题。穷人自身也许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因为他们的贫穷可能是由于许多身不由己的因素，包括以往的经历等，这些都远非人们当下所能控制。
职业保障法给私营企业雇用新工人带来了风险，因此当产品的需求增加时，私营企业可能会让现有的工人延长工作时间，而不是雇用新的工人，或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替代劳动力，比如引入大型汽车而不是雇用更多的司机来操作普通规格的车。然而，不管怎么做，资金对劳动力的替代性将不断提高，导致更多工人失业。从整体来看，在业人员的职业保障可能也没有净增加，相反，那些一直在寻找工作的失业者的不安全感却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刚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年轻工人和抚养孩子之后想重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女性
虽然对特定行业要求许可证的做法有合理的理由，即为了保护公众免遭不合格或不道德的从业人员带来的各种风险，但是公众很少要求这种保护。对许可证的要求，无一例外都来自这些职业的现有从业人员，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保护自己免受竞争。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动机，比如职业许可立法通常豁免现有的从业人员，他们自动获得许可证，就好像公众并不需要在面对不称职或不诚实的现有从业人员时获得保护。
第四部分：时间与风险¶
当然，教育也对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教育都是如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有些教育有很大的价值，有些则没有价值，还有些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例如，虽然我们很容易理解医学、工程学方面的专业技能具有巨大的价值，数学也能为许多行业提供基础，然而许多其他的学科，如文学，就无法说自己也能使人获得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但是它会以其他方式做出贡献。
大量接受教育却没有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的年轻人，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大批失业。由于市场不能为他们提供期望的职业，政府不得不建立臃肿的官僚机构来雇用他们，以此消除潜在的政治不满、国内动乱或叛乱。反过来，这些官僚机构和他们冗长、费时的繁文缛节，却阻碍了真正具有技能和企业家精神并且能为国家经济进步做出贡献的人。
金融中介机构不仅能够通过交易，将无数个人手里的闲置资金汇集起来，为大型企业提供资金，而且还能够逐渐使人们重新分配自己的个人消费。借款者实际上是拿未来的收入来偿还今天的采购，并为这种便利支付利息。相反，存款者推迟消费，并为这种延后获得利息。
并不是说财富在不发达经济体中不存在。问题在于缺乏能够评估风险、市场和收益率等复杂任务的金融机构，于是这些经济体无法将无数的小资源聚集起来形成财富，再大笔分配给特定的企业。
金融机构的复杂性，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它们的运作，也就使得金融机构在政治上很容易受到攻击，评论家把它们的活动描述得很邪恶。由于精通金融机构运作的人不是外国人就是本国的少数人群，因此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放贷者鲜少受人欢迎，像“夏洛克”（《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Shylock］）或“投机者”这样的称呼绝不是褒义词。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中那些轻率的人，都将金融活动看作对经济没有“真正”贡献的活动，并且把从事金融活动的人看作寄生虫。
人们很容易将可见因素当作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即使一家管理有方的企业因这些因素繁荣壮大，同时同一行业中有些具有相同可见因素的企业却在破产。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种误解并非无关紧要。许多法律和政府经济政策都基于这些误解。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大众运动都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工人才“真正地”创造财富，而其他人只是捞取利润，他们没有对财富做出任何贡献，却不道义地分享了财富。
经济投机是配置稀缺资源的又一种方式，而它配置的稀缺资源就是知识。
处理经济中的固有风险不仅可以通过经济投机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持有库存的方式。换句话说，库存是知识的替代品。如果厨师提前知道每个人的食量，然后烹饪相应分量的食物，那么饭后就不会有多余的食物需要扔掉。因为库存会有成本，商业企业必须尽力限制手里的库存量，与此同时还要保证不能陷入因产品缺货而脱销的风险。
除了转移风险，保险公司也尽力降低风险。比如，它向谨慎的司机收取较低的价格；拒绝为包围在灌木丛和其他易燃物中的房屋提供保险，除非这些易燃物被移除；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也需要交纳更多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以各种方式划分人群，并对风险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通过这种方式，保险公司降低了自己的总体风险，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向从事危险工作或居住在危险环境中的人发送信号，传递他们所选择的行为、职业、地点所带来的成本。
这些政治主张隐含的观点是，让人们为没有做错的事情受惩罚是错误的。但是保险与风险有关，而不是价值；如果你住在一个汽车很容易被盗、被恣意破坏或很容易撞上街头飙车族的地方，风险就大。欺诈性保险索赔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欺诈越普遍的地方，保险费就越高。因此，为同一车辆购买同种保险，价格会随着城市甚至是同一城市的区域的不同而不同。
风险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就是它不可避免。某些个人、群体或机构也许能够规避风险，但其实是以其他人为其承担风险为代价。然而从社会整体来看，并没有其他人能够为它承担风险。这看似浅显易懂的道理，却很容易被人遗忘，尤其是很多或多或少都能规避风险的人。过去，当大多数人都从事农业生产时，风险普遍存在，且被广泛熟知。干旱、洪水、虫害以及植物病害仅仅是自然风险的一部分，每个农民在收获季节还要面临价格不确定的经济风险。今天，风险同样普遍存在，但是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却不再普遍，甚至认识不到风险的不可避免，因为如今很少有人必须独自面对风险。
理解将不同经济群体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非常重要，农民和投机者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而最重要的是理解这种共同利益对整个经济产生的影响，因为媒体为了提高报纸发行量和电视节目收视率，热衷于强调争议，共同利益因此常常遭到忽视和扭曲。政治家同样会将不同的群体描述成是彼此针锋相对的敌人，声称自己是某一群体的救世主，并从中获益。
例如，当小麦价格飙涨时，抱怨投机者舒服地坐在空调办公室里，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而农民却要连续数月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挥汗如雨地辛苦劳作，没有比这种抵制不公平的呼吁更容易蛊惑人心的了。而投机者在收获季节遭受经济重创，农民却因为有了投机者提供的有保障的小麦价格而舒服生活，这种情况往往被人遗忘。
在其他情况下，市场经济使得精确的知识能够有效地影响决策制定，即使 99% 的人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然而在政治上，无知的 99% 的人却能够立刻使民选官员和那些最终危害整个社会的政策在政治上获胜。期望公众都成为金融或其他方面的专家显然是不理智的，因为一天只有 24 小时，而且人们还要生活。更理智的做法是，让更多选民认识到通过政治过程制定经济决策的危险性
第五部分：国民经济¶
用来防止银行恐慌的制度，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恐慌。 ——米尔顿·弗里德曼
通货膨胀通常伴随军事冲突而来，但并不是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由战争引起的。即使在和平年代，政府也需要花钱办很多事，包括国王或独裁者的奢华生活，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中都屡见不鲜的各种华而不实的工程。为了应对这些开支，利用政府权力印刷更多的货币通常被认为比提高税收更容易、在政治上也更安全。换言之，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税收。人们的储蓄被剥夺了部分的购买力，政府正是通过新发货币将这部分购买力转移到了自己手中。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写道：“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能够秘密地和不被察觉地没收公民的大量财富。”
通货膨胀不仅是一种隐性税收，而且还是一种大范围税收。政府可以宣布不提高税收或只对“富人”（然而这需要界定）提高税收，但是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政府实际上能够从所有货币持有者那里拿走一部分财富；也就是说，它从各个阶层吸走财富，从最富有的人到最贫穷的人。富人会将一部分钱投资股票、房地产或其他随通货膨胀升值的有形资产，于是能够轻松免于这种事实上的税收，而低收入群体却无法幸免。
银行不仅自己具有规模经济，还是能够让单个企业达到规模经济的金融机构之一，它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进而降低价格来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中，企业可以通过大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而这样的大规模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机械、电力以及其他资源，即使非常富有的人也无法独自负担。大部分巨型公司并不是由少数几个有钱人所有，而是从大众手中聚拢资金，无数人手中的每一笔微小的资金通过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转移给了企业。
不论法律有什么优点或缺点，都必须有人来实施，而执行法律的效率与正当性则会产生迥异的经济后果。“法律延迟”（the law’s delay）这一术语至少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时期。这种延迟会使一些人付出代价，他们的投资被迫闲置，运输业务被迫停止，而本可以按计划实施自己的经济活动的人受到繁文缛节和行动迟缓的官僚机构掣肘。此外，官僚能够造成延迟，常常意味着他们有机会以加快办事速度为由索取贿赂，所有这些都会增加商业的成本。这又意味着消费者要支付更高的价格，以及相应的整个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