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 / 反乌托邦¶
"乌托邦"是人类对极致美好社会的向往，而"反乌托邦"则是对这种向往演变成极致灾难的警示。
乌托邦 (Utopia)
源起： 这个词由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的同名著作中创造。在希腊语中，它是一个双关语，既表示“好地方”（Eutopia），也表示“不存在的地方”（Outopia）。 **核心特征 (Info)** - **完美秩序：** 社会高度和谐，没有贫困、战争或不公正。 - **资源共享：** 通常涉及财产公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理想化：** 它是一种政治哲学上的"实验室"，反映了人类对永恒正义的追求。 - **通俗理解：** 就像是我们常说的"世外桃源"或"大同世界"。反乌托邦 (Dystopia)
源起： 它是乌托邦的反面。它描述的是一个表面上试图达到完美，实则充满了压迫、恐惧和非人道对待的社会。 **核心特征 (Failure)** - **极权统治：** 社会被某个独裁者、政府或大公司严密监控（如"老大哥在看着你"）。 - **抹杀人性：** 个体性被压制，思想受到洗脑或控制，情感被视为不稳定的因素。 - **科技异化：** 科技不再服务于人，而是沦为监视和奴役人类的工具。 - **伪装的美好：** 很多反乌托邦社会在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高效、整洁甚至"幸福"，但代价是丧失自由。一九八四¶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乔治·奥威尔
《1984》中，作者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刻画了一个黑白颠倒的梦魇世界：真理部负责篡改历史，和平部负责发动战争，仁爱部门负责施加酷刑。在如此极端专制的世界里，思想有罪，人性泯灭，亲情缺失，爱情沦陷，看不见任何生机与希望。个人的理智完全被狂热的集体无意识所控制，民众已别无选择地接受了“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等诸般谬论。男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也曾孤独地反抗这虚妄的世界，执着地追寻人性的本真，这些已然弥足珍贵。但是，作为极权社会的“最后一个人”，他终难逃脱暴政的“清洗”与摧残。这般极权统治，不仅于1984年之前已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即便在当下，极权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世界某些地方。因此，奥威尔不仅书写了历史，而且预言了现实。
原文¶
Excerpt
反乌托邦作品有如此多的不同，但是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它们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哲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可能也是宗教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是否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变得忘记对自由、尊严、完整性、爱的渴望——也就是说，人类是否可以忘记他是一个人？或者人类本性是否有一种推动力，可以对违背这些人类基本需求的事做出反应，然后通过努力去将这个野蛮无人性的社会变成一个有人性的社会？
奥威尔和其他两位作者，暗示着在我们新的工业管理制度下，人制造出像人一样的机器，而自己却发展得越来越像机器，这将是一个人性丧失、全面异化的时代，人变成了物品，变成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的一个附件。三个作者都暗示这种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危险是现代生产和组织模式所固有的，它完全独立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之外。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哲学家和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家，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在他们的作品中清晰地表达了对人类个体与社会完整性的美好愿景。这种愿景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场战争，尽管给人一种为和平与民主而战的假象，却有数百万人死在欧洲列强的疆域扩张野心之下。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两千多年来西方社会充满希望的传统被摧毁，并开始转化为一种绝望的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道德上的麻木不仁仅仅是个开端，其他同类性质的事情相继发生：背叛了社会主义愿景的斯大林反动国家资本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严峻的经济危机；暴虐的势力在最古老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德国取得了胜利；20世纪30年代疯狂的苏联肃反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参战国家都丧失了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存在的道德考量；以希特勒为开端无限制地对无辜的民众进行屠杀，后来更多的是直接完全摧毁诸如汉堡、德累斯顿、东京这样的城市。
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执政党把持的真理就是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么控制好人的思想，党就可以控制真理。将党的重要人物和被打败的叛军之间戏剧性的对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耶稣之间的对话进行类比，就可以解释党的基本原则了。与检察官相比，党的领袖甚至都不去假装他们的体系是为了使人们快乐，因为人是脆弱和怯懦的生物，他们都想逃避自由而不敢去面对真理。领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权力。对他们来说“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权力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制造无限的痛苦和去折磨他人”。权力，可以为他们创造事实，创造真理。在这里，奥威尔对于权力精英的态度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统一，但这里更重要的是去辨认《一九八四》关于事实和真理的概念，当真理从属于政党的时候，它就是独断专行的极端形式。
为了描述《一九八四》中占统治地位的思考方式，奥威尔创造了一个已经成为现代词汇的新词：“双重思想”。“‘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否则过程中精确度就不够；而且它也一定要无意识地进行，否则会带来一种作伪的感觉，因而会有负罪感。”
我们讨论武器问题当中，可以找到一个能表明一个人同时拥有和接受两种矛盾信仰的当代例子。我们可以花费很大一部分收入和精力去制造热核武器，同时不愿接受热核武器可能会消灭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甚至是大部分的人口（包括敌人）。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因此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原子策略专家之一赫尔曼·卡恩说：“……换言之，毫无疑问，战争是恐怖的，但是和平也同样恐怖，我们必须用一种算法来算一算，来比较一下究竟是战争恐怖还是和平恐怖，就会发现和平是多么的糟糕。”卡恩认为热核战争可能会杀死六千万美国人，但是他发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迅速和有效地恢复”，然后“大部分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会过着一种正常而幸福的生活”，他们不会再受到热核战争造成的惨剧困扰。这种观点认为：a.备战是为了维持和平；b.即使战争发生，苏联人杀死了我们三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也可以对他们做同样的事（如果可以，当然会更多），人们仍然会在战后生活得很幸福；c.不单是战争，和平也同样恐怖，需要去测试一下究竟战争会比和平恐怖多少。那些接受这种推理的人被认为是“清醒的”，而那些对“即使两千万甚至六千万人被杀而美国本质上并不会受到影响”这种论调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被认为是“不清醒的”；那些认为这样的破坏会造成政治、心理和道德后果的人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奥威尔所谈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也与“双重思想”有关，也就是说，在成功的思想控制之下，一个人再也不会有他想法的对立面，而只知道什么才是“真理”的对立面。因此，举个例子说，如果他已经丧失了他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如果他把自身当作是一个从属于国家、政党或者公司的物体，那么二加二就是五，或者认为“奴役即自由”，他之所以感到自由，是因为他再也不会意识到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矛盾。这特别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就像审讯人坚信他们是以基督之爱的名义虐待囚犯一样，当局“抛弃并贬低以前社会主义运动中采用的每种原则，而且决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这样做”。当局所说的其实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人们依旧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会兑现它的诺言。在这方面，奥威尔很明显是指当局所伪造的社会主义，但是必须指出，西方社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说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行动自由、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社会，然而事实上这大部分是一些托词。我们处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工业社会，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由唯物主义提供动力，轻微的精神和宗教关怀仅仅是起缓和作用。
Plato
如果批评不被允许，则赞美毫无意义，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的存在，那么唯一的声音一定是谎言。————柏拉图
他想，养那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过的一定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再过一两年，他们便会日夜监视她，以图发现任何异端思想的征兆。如今，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过侦察队这种组织，他们被系统化改造成无法管教的小野人，然而又不会产生对党的纪律的反抗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有关的一切。唱歌，列队前进，打旗帜，远足，拿木头步枪操练，喊口号，崇拜老大哥——对他们来说，都属于光荣之事。他们所有的残暴都是对外的，针对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国者、破坏分子、思想犯等。年过三十的人会害怕自己的孩子，这几乎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现象。很合理的是，《泰晤士报》几乎每星期都会登出一篇文章，关于某个偷听别人说话的小告密者——一般用的是“小英雄”这个词——如何无意听到父母的某句不敬言论，然后去思想警察那里告发的事迹。
注意！请注意！现在插播从马拉巴尔前线收到的新闻。我们在印度南部的部队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我受权宣布，我们报道的此次战役将大大推动战争向结束的方向发展。现在插播新闻——”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果不其然，在播报完一段描述如何骇人听闻地消灭一支欧亚国军队以及毙敌、俘敌的惊人数字之后，通告就来了。从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的定量将从每天三十克降到二十克。
他捡起那本小孩用的历史课本，看着作为扉页的老大哥像。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在盯着他，好像有种极大的力量在将你往下压。某件物体进入你的头颅，击打你的大脑，吓破你的胆子，要你放弃自己的信念，也几乎是要说服你否认那些说明自己仍有判断力的证据。到最后，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而你只能相信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他们迟早会这样声称，他们所在立场的逻辑要求他们这样做。不仅经验的正确性，而且客观现实的存在性本身，都被他们的哲学无声地否定。常识成了邪说中的邪说，但可怕的不是他们会因为你有另外的想法杀了你，而是他们有可能是对的。因为说到底，我们又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要么重力在起作用？要么过去是不可篡改的？如果过去和外部世界只存在于头脑里，而思想本身可以控制——那又当如何？
他抬头盯着那张巨大的面孔，他用了四十年才了解到隐藏在那两撇黑色八字胡下的微笑。哦，残酷啊，不必要的误解啊！哦，顽固啊，从那个博爱的胸怀处自行放逐自己！两行带着杜松子气味的泪水从他鼻侧流了下来。不过那样也好，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他赢得了跟自己的战争，他热爱老大哥。
美丽新世界¶
社会的稳定性高于一切。——赫胥黎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世界国，疾病与衰老已被消灭，所有人都享受着科技生产提供的舒适生活，不必承担任何压力，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自由、进行娱乐。伯纳德却觉察出这种幸福十分虚假，他一直处于某种控制下：人类从胚胎工厂出生，并通过定向基因改造划分阶级，以适应不同的社会分工。由于自幼便接受睡眠洗脑教育，所以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既定的身份和阶级。为了让人们维持快乐的感觉，国家会无限量供应嗦麻药物。为了寻找真实的人性，伯纳德去往被铁丝网隔绝的野蛮人保留地，偶遇了野蛮人约翰，被其灵魂吸引。他叛逆地将约翰带回文明世界，却引来世界国元首的关注……
当人们沉迷于具体而微的事务，比如消费、娱乐、浅层社交，就会丧失对宏观问题的思考能力——社会不公、权力结构、人性异化等。这种“碎片化生存”正是统治阶层维持稳定的关键：思想的深度与批判能力，被切割成无害的碎片，如同用无数个“像素点”组成一幅让人无法看清全貌的“图像”。
“统观全局会引人思索”之所以被视为“恶”，是因为任何对社会整体性的反思（如哲学家式的追问），都会威胁到既定的等级秩序。在这个社会里，“真理”不是用来探索的，而是被包装成“睡眠教育”中的口号，任何试图突破碎片、寻找真相的行为，都会被视为破坏社会和谐的“罪行”。
传统意义上代表智慧与批判的“哲学家”被驱逐，因为他们的存在暗示着对现状的质疑；而“锯木工”（劳动者）和“集邮者”（娱乐化的中产）因其“有用性”（创造物质财富、维持消费循环）被捧为社会支柱。这反映了技术理性主导的社会中，人的价值被简化为“功能性”和“娱乐性”，思想本身成为无用的“危险品”。
社会通过药物、感官刺激和性自由制造虚假的幸福，让人们误以为“满足即时欲望”就是幸福的全部。但这种幸福是以放弃人性中更高级的需求为代价的——如对意义的追寻、对真理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赫胥黎借此讽刺：当社会将“幸福”定义为“没有痛苦的麻木”，真正的人性光辉就已死亡。
对现代社会来说，我们正在走向“美丽新世界”吗？
赫胥黎在1932年的警告，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形成呼应——当人们被短视频、碎片化信息、消费主义包围时，是否正在失去对宏观问题的思考能力？“集邮者”的隐喻在今天演变为“社交媒体点赞者”“虚拟世界玩家”，我们用无数个“细枝末节”填满人生，却逐渐丧失凝视“全局”的勇气。在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的作用下，我们的认知被进一步碎片化，“统观全局”需要跨越信息壁垒、对抗认知舒适区，这变得越来越困难。而那些试图批判系统的“哲学家”（如反思技术伦理的学者），往往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异见者。
所以，我们要警惕“幸福”的代价。一个用“细枝末节”堆砌的“美丽新世界”，本质上是一座无形的监狱。它通过给予即时满足、分散注意力、制造虚假平等，让人们在“自由的幻觉”中自愿放弃思考的权利。而“锯木工和集邮者成为栋梁”的荒诞，正是对人类文明最深刻的嘲讽——当社会不再需要思想，只剩下“有用的齿轮”，文明便失去了超越性的光芒。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都要守护那一份“不合时宜”的思考本能——因为只有敢于凝视全局的人，才能看见“美丽新世界”背后的裂痕。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商君书》——垦令第二
原文¶
Excerpt
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主义国家里，为政治领导人服务的无所不能的干部及其麾下的管理者大军控制着一群不需要实施胁迫的奴隶，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奴役身份。让他们爱上奴役就是安排给当前的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部门的干事、报纸的编辑和学校的老师的任务。但他们的方式仍很原始和不符合科学。耶稣会曾经夸口说，如果由他们负责一个孩子的教育，他们将能够塑造那个人的宗教思想。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当代的教育家在塑造学生的反射神经方面的效率或许还远远不如教育伏尔泰的可敬的神父。宣传工作已经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让被影响者去做什么，而是让他们不去做什么。真相是重大的，但更重大的事情，从实际的角度看，是对真相保持沉默。极权体制的宣传工作者只需对某些话题保持沉默，拉下丘吉尔先生所说的“铁幕”将群众和政治领导人认为不好的事实或争论隔绝开来，这对思想的影响就要比最雄辩的谴责或最不可抗拒的逻辑驳斥更卓有成效。但光是沉默并不足够。如果迫害、消灭和其他社会摩擦的现象要得以避免的话，正面宣传必须和反面宣传同样有效。
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
一个卵细胞会发育成一个胚胎，一个胚胎会孕育出一个人，这是正常情况。不过，一个经波坎诺夫斯基多胞胎孵化流程处理过的卵细胞会长出胚芽，然后胚芽会增生、分裂，最后生成八个到九十六个不等的胚芽，每一个胚芽都会长成一个完美的胚胎，每一个胚胎都会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人。以前，一个卵细胞只能孕育出一个人，而现在一个卵细胞就可以分裂孵育出九十六个人。这是一个巨大进步.
可是有一个学生傻乎乎的，竟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好小子！”主任猛地转过身看着他，“你真的不明白吗？你真的不明白吗？”他举起一只手，表情很严肃地说，“波坎诺夫斯基多胞胎孵化流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主要手段！” 维持社会稳定的主要手段。 标准化的男女。长得一模一样的一群人。一家小型工厂的全部员工很有可能就是由同一个卵细胞经波坎诺夫斯基多胞胎孵化流程处理后发育出来的。 “九十六个一模一样的多胞胎，操作九十六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主任的声音因为亢奋几乎战栗起来，“你们现在清楚自己置身于何处了。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他引用了世界国的箴言：集体、身份、稳定。多么伟大的箴言。“假若我们能无限制地将波坎诺夫斯基多胞胎孵化流程进行下去，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减少了每分钟的转数，”福斯特先生解释道，“替代血剂的循环就走得慢一些。这样一来，通过肺部的时间间隔就变长了，供给胚胎的氧气就变少了。缺氧使胚胎发育不良，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他又搓了搓手。 “可是为什么要让胚胎发育不良呢？”一个单纯的学生问道。 主任沉默了许久，说道：“笨蛋！难道你没有想过，一个爱普西龙的胚胎必须有爱普西龙的环境和遗传状况吗？” 那学生很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脸上显出困惑不解的神情。 “一个人所属的种姓越低，”福斯特先生说，“氧气供给就越少。”第一个受影响的器官是大脑，然后是骨骼。只供给正常氧气的百分之七十，长出的是侏儒。供给低于百分之七十的氧气，长出的就是无眼的怪物。 “他们一点用处都没有。”福斯特先生总结道。
集体”意味着所有人必须共同努力，为整个社会实现最大的幸福，这是通过人为植入“身份”观念来实现的。有的人是阿尔法，有的人是贝塔，有的人是伽马，有的人是德尔塔，有的人是爱普西龙，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满意。“稳定”是社会的终极目标，因为只有稳定才能保持幸福，才能消除一切不快的感觉和情绪。
在这些婴儿的脑袋瓜里，书本和噪声、鲜花和电击已经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受过两百次相同或类似的反复教训后，这种联系就会变得牢不可破、难分难解。人为施加的联系，可不是大自然能够分开的。 “他们会怀着心理学家所谓的对书本和鲜花的‘本能’的憎恨而长大成人。条件反射设定的本能反应产生以后，就没法改变了。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再触碰书本和植物了。”主任转身对护士们说，“把他们带下去吧。”
“真是奇怪，”他们转身离开的时候，主任若有所思地想，“真是奇怪，在我主福特时代，绝大多数游戏都是只要一两个球和几根棍子就行了，最多再加一张网，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器具了。想象一下，让人们玩精心设计的游戏是多么愚蠢，这些游戏对增进消费毫无作用。这简直是疯了。如今，元首们是不会批准任何新游戏的，除非这些游戏能够证明需要用到很多设施，至少和现有最复杂的游戏一样多。”他打断了自己的思绪
两种恐惧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动物农场¶
煽动
同志们，可见我们这种生活的万恶之源完全在于人类的专制统治，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只要摆脱人的统治，我们的劳动成果就是我们自己的了。几乎一夜之间我们就能变得富足、自由。那么，我们该怎么干呢？毫无疑问，必须白天黑夜连着干，全身心投入工作，为把人类拉下马！
特权的诡辩
然而某一天有命令传来，说吹落的苹果必须收集起来送到挽具房去给猪们享用。某些别的动物于是对此做出咕咕哝哝的反应，但不起作用。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猪态度完全一致，甚至雪球和拿破仑亦然如此。吱嘎被派去向其他动物作必要的解释工作。 “同志们！”吱嘎尖声喊道。“难道你们认为，我们猪这样做是自私自利和享受特权的一种表现？我希望你们不这样想。我们有许多同志其实讨厌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讨厌它们。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牛奶和苹果（同志们，这都是经科学证明了的）含有一口猪保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物质。我们猪是脑力劳动者。本农场的整个管理组织部门全都依靠我们。我们白天黑夜都在守护着你们的福祉。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那些牛奶，吃那些苹果。要是我们这些猪无法恪尽厥责，你们可知道会发生什么？琼斯将会回来！是的，琼斯将会回来！同志们，想必……”吱嘎几乎在用恳求的语调呼吁，同时身子跳来跳去，尾巴摇个不停，“……想必你们当中没有谁愿意看到琼斯回来吧？”
阶级的固化
虽然如此，动物们看到拿破仑四足着地竟在给用两条腿站立的温珀下命令，一种自豪感便在他们心中油然而生，也使他们对这项新举措的抵触情绪有所缓解。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现在跟过去已不完全一样。人类对动物农场的敌视并不因后者欣欣向荣而稍有减弱；相反，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敌视这个农场。
极权主义对个体理性的消解
在《动物农场》中，拳击手将草帽投入象征革命纯洁性的焚毁之火，这一仪式性动作浓缩了极权主义对个体理性的消解——草帽作为实用工具本无阶级属性，却被意识形态强行建构为"人类奴役符号"。奥威尔以反讽笔法揭示：革命禁欲主义要求动物们通过焚烧"人类遗物"（如缎带、马饰）完成精神净化，实则是新统治者重构记忆、抹杀个体经验的政治巫术。拳击手作为无产阶级的完美化身，其毫不犹豫的服从暴露出革命话语对人性的规训成果：当劳动阶级将自我需求（防蝇的生理舒适）也视作"需要被革命"的污点时，便已主动戴上了更隐蔽的精神枷锁，这顶被焚毁的草帽恰恰预言了他未来沦为"送往屠宰场的忠臣"的命运。
宣传与洗脑
这一整年，动物们干的活甚至比上一年更辛苦。重新建造风车，墙体的厚度比原先增加一倍，并且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而农场的常规工作还得照做，这样的劳动强度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有时候动物们觉得他们劳动的时间比琼斯时代更长，吃的却不比那时好。星期天上午，吱嘎总要用蹄子夹着长长一条纸，向动物们宣读大串大串的数字，表明各档粮食的产量分别增长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或百分之五百，因不同情况而异。动物们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何况他们再也记不清造反之前究竟是怎么个状况。反正有些日子他们还是感到，他们宁愿少听些数字，多得到些吃的。
农场每次取得什么成绩，好运无论临到谁的头上，都要归功于拿破仑，这已成为惯例。你时常可以听到一只母鸡在告诉另一只母鸡：“在我们的领袖拿破仑同志指引下，我在六天里头产了五个蛋”；或者两头母牛在池边饮水时会赞叹：“感谢拿破仑同志领导有方，这水的味道真是好极了！”
外部敌人的塑造
更有甚者，从撬棍地农场不断有可怕的传闻渗漏出来，说弗雷德里克一直在他的动物们身上实验种种残忍的虐待手段。他曾鞭打一匹衰老的马致死，他让他的母牛们挨饿，他把一条狗扔进火炉活活烧死，他每天晚上把破损的刀片缚在公鸡后爪上挑动他们互斗取乐。动物们听到竟有人如此荼毒他们的同志，无不义愤填膺，热血沸腾，有几回曾主动请缨，嚷着要求让他们倾巢出动，兵发撬棍地农场，把人们统统赶走，解放那里的所有动物。但是吱嘎劝说他们避免采取过激行动，要充分信任拿破仑同志的策略高明。
历史的篡改
慕莉尔在把《七诫》念给自己听的时候，注意到其中还有一条动物们也都记错了。大家认为第五条戒律是“凡动物都不可饮酒”，而后面还有两个字他们却给忘了。实际上那条戒律是这样念的：“凡动物都不可饮酒过量。”
虚假的庆祝
如果说有这样那样的艰难困苦必须忍受的话，它们也被这样一个事实部分抵消掉了：现今的生活具有比过去较多的尊严。歌声多了，讲演多了，列队游行多了。拿破仑下令每周必须举行一次名为自发性游行的活动，目的在于庆祝动物农场的斗争和胜利。所谓的自发性游行，就是动物们在指定时间放下他们的工作，编成军事化队形绕着农场的地界行进，由猪们领头，随后是马，然后是母牛，其后是绵羊，再后是家禽。狗走在队伍的两侧，而位于所有动物之首的是拿破仑的黑色小公鸡。
极权的终极隐喻
凡动物一律平等 但是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
同化与异化
当时觉得，一家由猪当业主和经营管理的农场的存在，总有些不太正常，会对周边邻居产生一种不安定的影响。为数极多的农场主未做调查研究便认定，这样的农场里主宰一切的必然是无法无天、恣意胡为的歪风邪气。这些农场主十分忧虑他们自己的动物乃至他们的人类雇员会受到影响。但所有这一切疑虑如今均已消除。今天他和他的几位朋友一起来动物农场参观访问，亲眼考察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他们发现了什么呢？不光操作规程是最现代的，而且工作纪律严明，到处井然有序，这些对于任何地方的农场主都堪为楷模。动物农场的低等动物比郡内任何动物干的活更多，而消耗的饲料却更少——他相信自己这样说没错。确实，他和他的同行参观者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东西，他们打算马上引进到自己的农场里去。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奥威尔的经历
我在1936年结婚。几乎就在那同一星期，西班牙爆发了内战。我的妻子和我都想到西班牙去为西班牙政府作战。我们一等到我手头在写的书写完，六个月内就做好了准备。在西班牙我在阿拉贡前线呆了几乎六个月，一直到在韦斯卡被一个法西斯狙击手打穿了我的喉咙。 在战争初期，外国人总的来说是不了解各个拥护政府的党派之间的内部斗争的。由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我没有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参加国际纵队，而参加了P.O.U.M.的民兵。
Quote
因此在1937年中，共产党得到了对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权（或者说部分控制权）并且开始迫害托派以后，我们夫妇俩发现自己已属受迫害之列。我们很幸运活着逃出了西班牙，连一次也没有被捕过。我们的许多朋友被枪决，其他的在狱中关了很久，或者干脆失踪了。 西班牙的这些大搜捕是与苏联国内的大清洗同时发生的，可以说是对大清洗的补充。在西班牙和在苏联都是一样，攻击的罪名（即与法西斯分子共谋）是同样的，但就西班牙而论，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攻击都是莫须有的。这一切经验是一个宝贵的客观教训：它告诉我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多么轻易地控制民主国家开明人民的舆论。 我的妻子和我都看到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仅仅因为他们被怀疑有不正统思想。但是，在我们回英国以后，我们发现许多思想开明和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居然相信报界发自莫斯科审判现场关于阴谋、叛国和破坏的荒乎其唐的报道。
Failure
但是你必须记住，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在现在，在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极大的贫富悬殊